其实，如果没有遇上这次疫情，我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九零后，大学毕业回老家工作，过着安逸的生活。这次疫情冲到了一线，全凭着骨子里的一股热血。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在网上看到武汉的消息，看着那边医护们的处境，难过到眼泪不停地掉，由于家里老房子不隔音，我只能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晚上。

心情平复下来之后，我拿手机编辑了请战书。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本来中午是要直接去奶奶家吃饭的，我骗了爸爸，让他先把我送到医院处理点事情。以防大年夜买不到晚饭，我去之前吃了顿麦当劳，然后给护士长发消息征求了她的同意，到医院就一路跑去护理部交请战书。

我是个不太会表达内心情感的人，所以我写请战书并没有网上那样不计生死。但我觉得自己没有结婚，没有谈恋爱，爸爸身体也还算健康，不需要我照顾，牵挂相对少一些。如果我牺牲了，我只希望我的骨灰能跟妈妈的放在一起，再带上我最喜欢的项链一起走，就够了。

一开始我没想那么多，大年三十交了请战书，下午五点开始值班。当时挺希望能有个人支持我，快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不太忙，我就跟闺蜜说了我报名参加抗疫的事，因为担心，她把我说了一通，我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她说我傻。

我还告诉了发小，她也很担心，劝我不要去，太危险。看到她们的话我心里很难过，当时我觉得在这种事面前，总得有人冲上前去，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和家乡。

1月25号大年初一上午，我接到护理部主任的电话，通知我下午去隔离病房报到。第一次遇到这种疫情，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面对怎样的情况，拿了一个小行李箱，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就去了，结果这一去就在感染科隔离病房待了整整两个月。

那个时候，家里人还不知道我偷偷报名去一线。上一线以后，医院集中安排住宿，我给家里打电话含含糊糊汇报了一下，只说是工作暂时调动，交代他们在家待着，不要出门。

到隔离病房当晚开始正式工作，防护服就得穿上了。可因为是临时抽调，医院没有培训穿脱防护服，我们只能自己看视频学习。

穿防护服真是里三层外三层，身上最里面是自己的秋衣，然后是白大褂，接着穿一次性手术衣，最外面穿防护服。脚上穿鞋子，戴鞋套，穿防水靴套，最后再套一层一次性鞋套。头上先套一次性帽子，再戴上防护服上的帽子。脸上戴护目镜、N95口罩和外科口罩。

一开始物资非常紧缺，我们只能戴一层口罩，一次性防护服也是每天穿完用酒精喷洒，然后送去专门的供应室消毒，再接着穿。大家每天从进病房到下班，九个小时穿着成人纸尿裤不吃不喝，都是为了节省防护服。

后来终于有了物资，个人面对的首要问题就变成了克服生理不适。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刚穿上就会出汗，工作时动作稍微快一点，就会闷得心慌难受，喘不过气，我每次戴着口罩都只能张嘴大口呼吸才喘得上气。一整天基本都是挥汗如雨，汗水在里边捂得久了又会觉得冷。N95紧到能把脸压破皮，我只好在鼻梁上贴了两层创口贴。

最忙的时候，我同时来回奔走看护十几个病人。手上工作忙完了，我都会坐下尽量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让身体克服穿防护服带来的不适，然后心里想着电视上冬天在边防站岗的战士，告诉自己，我也可以坚持下去。

起初医院没料到疫情这么严重，仓促把医院下属的社区卫生院改造成了隔离病房，一开始只有五张床位，接着逐渐变成十张、二十张、三十张……后来，医院直接拿一整栋楼来做了隔离区。

说实话也不是没害怕过。湖北天气越来越热，上班一整天忙到脚不沾地又没法喝水，我就怕自己出汗多，引起电解质紊乱猝死。

临时改造的病区条件有限，只能收治轻症病人。出现患者病情加重的情况，我们的处理方法是密切观察，更改治疗方案，联系上级医院，随时准备转院。

后来一位患者病情转轻，看着他的肺部CT状况一次次好转，各项指标转为正常，最终出院，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隔离区没有护工和清洁工，所有杂事都是护士在做，包括收拾被污染的医疗垃圾。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手不知道因为过敏还是手套不透气，长满了疹子，皮肤科医生告诉我要减少洗手次数，可每天下班为了降低感染几率，我们必须洗头洗澡半小时以上。

洗衣服的时候手非常疼，疼到那段时间看到水就害怕，即使不断涂护手霜也没有多大用处。一线工作结束之后，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我觉得这也算是新冠留给我的深刻记忆之一。

我们这个病区的医护在一线待了一个多月，没条件被替换下来休息，即使后边医疗队过来支援，我们也不得不继续工作。一个同事，生理期实在是痛到上不动了，跟领导申请从隔离病房出来吃止疼药，躺了好久才能起身回酒店休息。

为了节省防护服，女医护们生理期没法及时换卫生巾。封城之后，超市基本都关门了，我只能托人买方便穿在防护服里的安心裤，可到第二个月也不够用了，还好遇到一个援鄂医疗队的小姐姐分给我一些安心裤，我才扛过第二个月。

即使有安心裤，一整天不能出病房，在生理期还是很不方便。据说有的女孩没法坚持一整天不上厕所，又遇上生理期，搞得血和尿混在一起，因为得节省防护服，没办法出来换。

为了避免上厕所，我从上班前两小时开始就不吃不喝。但我的好朋友就不行，她说那个纸尿裤只兜得住一部分尿液，如果多了就会渗出来，既尴尬又无奈。

我跟家里，尤其是长辈，从来报喜不报忧，但实际上自己心理压力挺大。在同事面前不会表现出什么情绪，下班回去就开始止不住地难过。凌晨一两点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会不会就这样死掉？会不会遇不到喜欢的人？疫情结束以后我又会在哪里？

在一线，自身的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忙碌过后，包括疫情缓解后的一段时间，悲伤和孤独的情绪还是会涌上来。

不过想到新闻里的消防员和军人，他们同样吃了很多苦，我就试着开导自己：现在是社会最需要你的时候，不能去抱怨，越抱怨越会对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再忍一忍，咬牙坚持下去。

那时候就想，等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去爬山，去到山顶，好好看看这座城市，这座我战斗过的城市，我保护过的家。

这段日子里，开心的事大多和病人有关。

有个病人，我喊他老冯，他在我们这里住了很久，相比其他轻症患者，他的病情算重的了。有段时间，老冯频繁发高烧，那几天看到他烧得红彤彤的脸，我心里就很难受，我给他的瓶子打满热水，给他用退烧药，告诉他要多喝水，医生也调整了治疗方案。

有天进病房，看到老冯气色突然好了很多，不看检查结果我就知道他的指标肯定好转了，那会儿心里真的特别开心。

机缘巧合，我还在医院遇到了中学时的朋友。那天我从某个病房外面路过，无意瞥见门口写的患者名字，我就有点惊讶，这不是我中学同学吗！我打开门进去，因为穿着防护服，她没认出我，我就故意问她曾经是不是在某某中学读书，她有点懵地说是，问我怎么知道，我自报家门之后，她才反应过来是我。

后来，只要有空我们就会相互发微信打气，她发朋友圈感慨，没想到当初文文弱弱的小姑娘，今天也上了一线。她出院，我抽空去送她，大家都裹着防护服谁也认不准谁，我跟司机师傅说这是我同学麻烦您照顾好她，结果车都走了，我才知道，她还没上车呢，刚才是我认错人了！

援鄂医疗队撤退前，大家一起拍了张工作合照，然后我发了条朋友圈：“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方摘下口罩后的样子，但是却永远记得彼此穿着防护服在病房里的身影。”

最后，直到他们离开，我都没有见到这些日夜并肩作战的战友摘下口罩的样子。

下一线隔离完以后，我立刻回到工作岗位，没有回家看爸爸。毕竟医院工作环境特殊，我属于高风险人群，家里堂哥的孩子还很小，安全起见，我没有回去。

疫情控制住的这些日子里，当初在一线待过的朋友，会一起聊一聊抗疫那些事。不过，跟家人真不愿意多说，虽然事情过去了，还是怕他们担心。

疫情“后遗症”

要说疫情“后遗症”，直到现在，我一看见不戴口罩的人就会觉得奇怪，甚至看电视的时候，看到演员都会下意识想为什么他们不把口罩戴上。而那些抗疫电视剧，我和身边所有上过一线的人都不敢看，作为亲历者，我们不愿意再看到那种场景。

有过这次经历，我变沉稳了许多，遇到事情也开始能用平和心对待。疫情就是一块放大镜，放大了太多问题，作为身在其中的人，我深有体会，但没有觉得“人间不值得”。我还记得从一线下来，一个人在家隔离，感觉到的那种“我终于活着出来了”的庆幸。

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活下去。

珍惜现在的生活吧，去做想做的事，披星戴月去见想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