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邓稼先去世前的数月里，我作为第一个进入核武器研究“禁区”采访的记者，曾多次和邓稼先接触，对他进行访谈，并专程去他工作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采访他的事迹，从而知道了关于邓稼先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感人至深，至今仍清晰如昨，现整理如下，以表达我对邓稼先的怀念。

终获“禁区”采访“通行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新华社当记者。经常联系的部门是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以及它们附属的研究机构。有一天，我在国家科委采访时，在和一位负责人闲聊中，偶然听说了邓稼先这个名字。那位负责人说，最近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来中国访问，他对中国国家领导人说，国内对科学家的宣传太不够了。他曾经问过北京大学核物理系的一位大学生：听说过邓稼先没有？那位大学生竟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邓稼先这个名字。杨振宁然后十分感慨地说，邓稼先对国家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中国学习核物理专业的大学生，竟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记者的责任感促使我决定立即寻访邓稼先。但是，越是深入采访越使我感到，让邓稼先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知，让他的经历和业绩闻名于世，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他工作的领域是国家绝对保密的行业，而且参与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的科学家那么多，单把他一个人抽出来突出宣传，能行得通吗？仔细想过之后，我还是决定知难而进。

邓稼先究竟是何许人也？国家科委的那位负责同志也不知详情。找来找去，几经周折，我终于在核工业部打听到了邓稼先。在听我说明来意之后，核工业部当时的办公厅负责人李鹰翔对我说：“邓稼先现在病得很重，要采访他得费些周折。这样吧，过几天咱们一起去拜访一下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同志，请他帮助指点指点。”

几天后，我和李鹰翔以及核工业部军工局的负责人尤德良到国防科工委拜访了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朱光亚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向我们谈了他当年领导研制“两弹”的过程，谈了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也谈到了邓稼先。

在谈到能否采访和报道邓稼先时，李鹰翔在一旁插话说：“邓稼先病得很厉害，先报道他，等以后再报道其他的科学家⋯⋯”就这样，我获得了采访邓稼先的“通行证”。在李鹰翔的热情安排下，不久后的一天，我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邓稼先。

邓稼先穿着一件白底蓝布条的病号服，他因身患癌症，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微笑着的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戈壁大漠风沙深深刻下的皱纹。他用沙哑的声音非常吃力地和我谈话，他从钱三强找他谈话说“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谈起，回忆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如何走上从事中国战略核武器研制工作这条道路的。

“娃娃博士”海外归来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邓以蛰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邓稼先出生后，他的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就取名叫‘稼先’吧！古人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里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叫‘稼先’如何？”又说，这名字预示着我们的儿子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

1929年，邓稼先刚满5岁，进入北京武定侯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在北京崇德中学与杨振宁成为同窗好友。日军入侵北平后，日本宪兵队规定：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经过时，均必须向“皇军”行礼。血气方刚的邓稼先，每天上下学宁肯绕着路走，也不肯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弯腰行礼。1940年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离开了北平。这年春天，北平市日伪当局强迫市民和学生为庆祝“皇军胜利”举行了游行和所谓的“庆祝会”，邓稼先所在的学校也举行了这项活动，邓稼先怀着一腔怒火参加了。散会时，他将手中的纸旗撕得粉碎。他的举动被日伪当局安插在学生中的奸细发现，当即把他告发到了校长那里。日伪当局要问罪，他被迫离开了北平。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毕业后，他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至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他和200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

当他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也是刚从各国归来的前辈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人的面前时，大家都为初创的中国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注入了新鲜血液而高兴。几年间，邓稼先和老科学家们一起艰苦创业，他们骑着自行车到旧货摊上购置零件，自己动手制造仪器，使新中国第一个从事近代物理研究的科研机构从无到有地壮大起来。

中国的“曼哈顿工程”在一片高粱地里起步

中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在看到美国投掷在日本两颗原子弹的威力之后，1946年，蒋介石在庐山提出，要设法制造一颗原子弹。蒋介石还派了个考察团去美国，争取到美国“曼哈顿工程”的研究生产机构考察，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当考察团抵达美国之后，就接到消息：美国政府不同意外国人进入原子弹研究机构，甚至原来已经参加该工程的外国人均已被排除在外。国民党政府制造原子弹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原子弹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军事威慑效应，同时它的存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的危险。但是，正如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的那样：“你回国以后，请转告※※※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就必须拥有它！”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在北京郊区的一片高粱地里，中国的“曼哈顿工程”悄然展开。

1958年秋季的一天，当时的二机部负责人、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找到邓稼先，笑吟吟地对他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说完，钱三强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事情啊！”邓稼先听了立即明白所谓“大炮仗”是怎么回事，就是说要让他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艰巨、光荣而又关系重大的科研任务，一时间，邓稼先不免有些胆怯、惶恐。他说：“呵，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能行！你就和大家一起干吧！这是国家对你的信任。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相信你能够干好！”

不久，邓稼先就“失踪了”。“失踪”之后，只有33岁的邓稼先来到筹建中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当时，所谓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就在北京北郊的元大都遗址附近，也就是现在的花园路。

据当时的九局(也即九所、九院)第一任局长李觉将军回忆，邓稼先是他见到的第一位青年科学家。李觉回忆说，1958年六七月份，邓稼先来到了核武器研究所，所领导让他立即到北京的各大专院校物色人才。于是邓稼先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学院挑选了28位大学生。也就是后来人称的“28星宿”，这些人成为九局的第一批青年骨干。一天，李觉来到工地，看见邓稼先光着膀子正带着年轻人在砌砖。初秋的北京，阳光依然炎热。许多年轻人也甩掉衣服，赤膊上阵，工地上写着醒目的大幅标语：“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年轻人见邓稼先的皮肤总也晒不黑，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大白熊”。施工紧张的时候，几乎每天傍晚都有一些开国将帅如聂荣臻、陈赓、张爱萍、宋任穷等，下班后到工地来参加劳动。劳动过程中，将帅们经常把邓稼先找到身边了解情况。

1959年初，他们在代号叫“02”的地方建起了几座楼房，九局从此有了可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有一次李觉从青海回来向部里汇报工作，正碰上邓稼先给新来的大学生们讲解物理知识。李觉问他传授的是哪方面的知识，邓稼先告诉他说，新来的28位大学生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尖子生，但都没有学过核物理专业，更没有学过如何研制原子弹，因此特地组织他们学习有关知识。

李觉一看教材，都是法文原版，就问：“这书里讲的是制造原子弹的原理吗？”邓稼先一听笑了，他说：“我的大局长，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告诉人们怎样研制原子弹的书籍。每个国家对此都绝对保密。这几本书都与原子弹有关，是钱(三强)部长从法国带回来的，对我很有启发。关于核物理和原子弹，对这些大学生来讲，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以这几本书为基础，从原子世界的ABC讲起，他们自称这是核物理的‘扫盲班’，从零讲起⋯⋯”邓稼先还对李觉说，关于核工业的知识，不但您这位局长、这些大学生要从头学起，就是我们这些留过洋，有博士、院士头衔的人，懂得的也不多。在国外，人家根本不让我们这些留学生接触这方面的知识。

在这之前，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答应给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为陈列这个模型，邓稼先他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派人到车站接了几次，也没有见到模型的踪影。一天，二机部负责人刘杰把邓稼先找去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不久，苏方撕毁协议，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了。邓稼先对年轻的大学生们说：“研制战略核武器，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增强国防的大事，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如果把原子弹比作一条龙，那么搞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先行工作就是“龙头”。这项工作做得好坏，关系到原子弹各种工程设计的成败。中国没有造过原子弹，因此也就无所谓有什么权威。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作为这个研究所理论部的负责人，他先读书，然后一面备课一面讲。年轻人称他为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干吧！”他有时备课到凌晨4点多，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

邓稼先他们日夜含辛茹苦地工作，1959年就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计算轮廓勾画出来了。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高温高压下物质的性质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各种数据都搞得扎扎实实的，哪怕是一个细小的疑点，他们都不放过。当时，我国还没有大型的电子计算机。有一次，为了把一个问题弄清楚，他带领几十个年轻人日夜三班倒，用4台手摇计算机连续算了9次。经过这样过细的工作，他们还不放心，又请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等人从物理概念出发进行估计，结果证明他们得到的数据是可靠的。

1964年秋天，当惊天动地的声音即将在罗布泊上空响起的时候，邓稼先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他担心这是最后一次见母亲，但他又不能立即赶回去，因为那声惊雷般的轰鸣还需要他的指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立即回到北京，他看见许多人都在抢看“号外”，于是他也拿着一张“号外”来到母亲的病床前，激动地挥动着报纸说：“成功了，成功了！”他那已经不能讲话的母亲呆呆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他所呼喊的成功和手里拿着的“号外”是什么意思。看到母亲的神情，他反应过来，急忙跪下，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把脸贴上去。母亲哭了，他也哭了。直到最后，他母亲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干什么去了。邓稼先很想告诉母亲，但是就在与亲人死别的时候，他依然恪守着走进秘密历程时许下的保密誓言。

奋战在荒凉的戈壁滩

提起罗布泊，人们就会把它和荒凉、沉寂连在一起。可是，在邓稼先和同伴们的心目中，它却是自己生命中的一片绿洲。一位科技人员曾经这样说过：“楼兰古城的城墙没能挡住漫卷的风沙，一条曾经繁华、喧闹的丝绸之路消沉了。总以为大漠就是沙漠，应该是蓝天白云，金沙连天。然而，当你脚踏坚硬的石砾，看到被压抑在两侧斑驳的山峦时，你才真正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严酷和大漠的苍凉。”参加核试验的科技人员说，在这片地理学上被称为地台的地方，生命的力量被淡化了，风成了这里的主宰。无日不刮的狂风，千百万年折磨着这里的群山，形成了奇特的地貌。在这里，爱国主义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人们的动力源泉，一切为了国威、军威，成了人们坚定的信念与共识。在高大的井架前，他们亮出了自己的心声：抛家舍妻赴场区，最懂崇高爱；无私奉献为实验，深知人世情。他们说，初到罗布泊的人，会听到老同志细致入微地告诉每项大漠的生活方法：怎样洗澡，怎样洗衣服、怎样喝水、怎样吃水果。因为这里的水质很差，每次洗完澡身上都会留下白花花的碱。个别有过敏症的人，身上还会长出一片片红疹。由于水质差，多数人饮用后都会腹胀、腹泻⋯⋯沙漠的生活是那样的枯燥、艰难，邓稼先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干了几十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又落在他和他的同伴们肩上——研制氢弹，他作为组织研制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睡在机房的地板上，有时守在工厂的加工机器旁，经常是“把心提到嗓子眼上”。他和他的同伴们度过了一次又一次成功或失败，生或死的难关，尤其是他担任了九院院长之后，就更是身先士卒，忘我地工作。“在研制氢弹和新的战略核武器过程中，作为一位组织者和参加者，他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邓稼先的同伴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进行的历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常常亲自在现场指挥试验队工作。在这期间，他常常是下了火车上飞机，有时来不及吃饭，从食堂带上两个馒头就匆匆上路了。有一年，一个月之内，他在从工厂到试验现场几千公里的路程上往返了两次，常常是下了飞机就工作，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工作。有时刚刚睡下，电话铃一响，穿起衣服就走。人们说，邓稼先和他同伴们工作的范围可以说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我的采访中，人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核装置的各种零部件都研制出来后，总装工作就要开始了，大厅鸦雀无声，科技人员走进来就要各就各位地着手组装氢弹了，邓稼先把一位科技人员的手握了一下，说：“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来，我给你暖和暖和。”说着，他把这位科技人员的手揣在了自己的怀里，说：“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在“两弹”研制过程中，邓稼先在各种极为危险的场合出现，科技人员们都明白，他的心意是：“万一出了问题，咱们死在一起！”人们说，邓稼先带领奋战在核试验研究第一线的科技人员们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生活。失败的风险，成功的欢乐，大戈壁严酷、恶劣的气候，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那是一次地下核试验，试验场上千军万马等待着“零时”的到来，核装置徐徐下井了，各种测试仪器一起开动，装置下到一定深度时，有个信号突然测不到了。在场的科技人员从午夜一直讨论到天亮。最后邓稼先决定在现场采取妥善的办法。这天，戈壁滩上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人们见邓稼先太疲倦了，就劝他休息，他说：“不，这里是战场，我不能走！”直到故障排除后，他才和大家一起离开现场。由于过度劳累，在庆功会上他突然晕倒了。抢救了一夜才苏醒，他醒后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核爆炸的测试结果如何？各种数据都拿到了没有？”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邓稼先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晕过去。可是，当氢弹原理突破的时候，当一次核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却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跳起来。

春蚕到死丝方尽

1985年7月的一个夜晚，为了一个技术方案，邓稼先和九院的科学家们讨论到深夜。他走进周围长满七里香的小平房宿舍，轻轻地开门又轻轻地关门，怕吵醒了已经熟睡的警卫员。他没有睡意，便拿出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放在了唱机上，悠扬的旋律顿时响了起来。他打开抽屉，想写点什么，但立刻被抽屉里的一叠纸片吸引住了：“2000年，圣诞之夜，美国太空司令部，巨幅的电子显示屏上，大批的洲际导弹正向美国袭来⋯⋯十万火急，一瞬间，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世界大战开始了⋯⋯”邓稼先凝视着某杂志上描绘的未来战争的一幕，他想得很多。他想起了祖国屈辱的近代史，也想起了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的困难与艰辛。

1985年，邓稼先告别研究院回到北京，当他谈笑着和警卫员走进解放军301医院时，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再也不能回到他的研究院了！当时他想的是：第二次创业，再现黄金时代。

邓稼先患直肠癌的消息传开后，从北京到研究院，人们都在设法挽救他的生命。国防部长张爱萍亲临病房，亲自过问对他的治疗，三次手术，张爱萍都守候在手术室外⋯⋯当医生和护士乃至首长、亲人们围着他团团转的时候，邓稼先感到非常的痛苦和绝望：他再也不能回到几千里之外的工作岗位了！

1985年国庆节来临，当时邓稼先住进医院已经快三个月了，他再也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向警卫员提出“想出去看看北京”。开始的时候，警卫员无论如何不同意，后来看到他那样的心切也就同意了。就这样，瞒着医生和护士，他们俩溜出了医院。

秋天的北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邓稼先和警卫员乘坐公交车来到王府井，一路上，谁也没有注意他这个身上挂着输尿瓶、普普通通、甚至土里土气的人。

到了王府井，他走进了新华书店，买了本英语书送给警卫员，然后，就入迷地翻看起一本关于新技术方面的书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警卫员不安地催促他说：“回去吧，医生要查房了！”“呆会儿，还没有去天安门呢！”走在长安街上，邓稼先不时地停下来东张西望。他仿佛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天安门。他记得，1950年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正值国庆一周年，他第一次见到国旗是在早晨升旗的时候，晨雾中，一列士兵护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来，当时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邓稼先从远处看，又从近处看，那迎风飘扬的国旗，他要看个够。

“你，能行吗？”快到天安门时，警卫员问他。

“能行！你不知道今天是国庆节？”

邓稼先走到天安门广场，走到国旗下，他对年轻的警卫员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你都84岁了，那时，我们国家富强了，你可一定要来看我啊！”

“嗯，一定，我一定来看你！”警卫员一边哽咽着说，一边沉重地点着头，恨不得放声大哭。

1986年夏天，一个酷热难耐的日子，我带着刚刚出版的《瞭望》周刊，走进了解放军总医院邓稼先的病房。进门后，见邓稼先躺在床上，杨振宁教授坐在他的床边，两人正在低声地谈话。看见我来了，邓稼先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他接过刊物，匆匆地看了一下，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后用冰凉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谢谢你呵！谢谢你⋯⋯”

站在邓稼先面前，我尽量让自己的脸上挂着微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和哀痛，这滋味久久地滞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它使我既有一种完成了报道任务的满足感，又使我为这位采访对象即将永远地离开我们而深深地悲伤，当时邓稼先妻子许鹿希教授也在，和我一起去的新华社摄影记者王辉开始给大家照相，他照了一张又一张。给邓稼先和杨振宁照了合影后，又给我和两位科学家以及许鹿希教授照了合影。

1986年7月29日中午13时50分，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溘然长逝，他怀着未酬的壮志，怀着对祖国和亲人们的眷恋走了。在人们眼含热泪和邓稼先诀别时，我的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他那谦和的微笑，耳边仿佛听见他温厚的声音。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教授在写给许鹿希的电报与书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的，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经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的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我想，邓稼先不仅仅是他的亲人、朋友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