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预料到，自己终究还是选择了医疗行业。
还记得中考那一年，我以10分之差，落选本地最好的高中——新洲一中。家里一位在区人民医院工作的亲戚考虑到我家贫穷、孩子多的情况，劝我读卫校，两三年毕业后留在人民医院当个小护士，打打针、上上药，就可以挣钱贴补家用了，毕竟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读书……
还清楚的记得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要，我连别人给我打针都怕，还要我去给别人打针？我不干！
最后，执拗的我还是走上了求学的道路，一路从普通高中考上武汉本地的一所理工类大学。
万万没想到，上了大学，为了挣点稿费、打零工养活自己，我成了小记者，毕业之后又考进媒体，成了一名地级市的媒体从业者，跑了医疗战线。
就这样，兜兜转转，还是走进了医疗圈……
为“看病难 看病贵”建一座沟通的“文字桥梁”

那是2005年的春夏之际，“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甚嚣尘上，一度成为社会首位问题。而作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一名医疗行业记者，我能做点儿什么呢？
曾作为病人进过医院，体验过“排队2小时，看病2分钟”的烦躁和痛苦；也曾作为记者采访医生，感受过那种“与死神赛跑，不抛弃不放弃”的医者情怀。作为行业媒介，我感觉我们需要去搭建一座桥梁，一座让医患之间“互相尊重、沟通理解”的桥梁。
在和部门领导的沟通和讨论后，我策划了“看病难看病贵院长访谈”专题采访——让当地卫生局领导、各大公立医院的院长纷纷登上报纸，畅谈各家医院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一问题的系列举措。
根据访谈和实地探访结果，我又撰写了一篇题为《你看你看 宜昌的就医环境正在悄悄改变》的新闻专题稿，并刊发在了报纸上。
后期，在报社领导的支持下，我又成功策划了“寻访身边的好医生”、“医院里的绝活儿”系列专题报道，还开设了以媒体行业记者作为支撑的“健康QQ群”，搭建了“名医”与市民患者的公益健康交流平台……
在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来支撑来证明我所做的这些到底能影响到多少人。但我想，至少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些感谢的文字是温暖的，就够了。
2009年，因为个人发展和家庭原因，我辞职离开报社回到武汉，又进入到医院工作，完成了从一个“媒体医疗人”向“医院宣传人”的过渡和转型。
“小丢丢”的故事

这是一个开头悲伤、中间温暖、过程曲折、结局未知的故事。一位孕妇临产之际，才和丈夫带着500元到医院求救，为保两条人命，我所在的医院破例收治。
谁知，因胎儿先天发育不佳，险些缺氧窒息死亡。医院安排急救并转送同济医院治疗。10天后，当孩子从同济医院出院时，她的父母却以孩子将来可能会出现“脑瘫、残疾”为由，拒绝将她领回家，丢弃在医院一年多……这个孩子后来被取小名“丢丢”，在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是医院承担孩子的生活费用，产科护士长周晓红像奶奶又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她。孩子很健康、也很漂亮。
而我所能做的，除了偶尔的看望外，就是一次次借助媒体的力量，唤起社会对丢丢的关注和怜悯，更为了唤醒“丢丢”父母的良知……后来，在媒体和法律人士的帮助下，“丢丢”还是回家了。但她回家后过得好不好？她的父母是否会像护士长那样待她……我无从得知，只愿相信，她的父母没有再回来找医院，应该是孩子很健康很好。

后来的后来，我又间断换了单位，但一直没有离开过医疗圈，一直做着医院的宣传工作，接触了更多的患者，也认识了更多的医生，经历了更多的医疗事件。而我自己也慢慢组建了家庭，有了孩子，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路上煎熬着，痛苦着，也感动着。

如今慢慢长大、成熟，回忆过去和感受现在的一切，自知众生皆苦。没有一个人活得容易，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生、老、病、死之时。所以，把握住当下的健康、快乐显得更为重要。而对于我来说，给予身边人最基本的尊重，并始终秉持善念去帮助，即便换不来同等的尊重与善意，那么，至少也能得到内心的丰盈与富足。
——愿用一颗善良的心，换这世界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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