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时间在罗盘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来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挽留它半步。一个人在最后的几分钟里也许只想再见一见他留恋的亲人，也许只想再抬头看看窗外的湛蓝的天空，又或者从混乱的思绪中找出几缕儿时的线索，但时间的指针一直按僵硬的动作指向生命的终点。现在我却要用笔尖将时间拨回到十年前，这十年间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故事，故事里有尊重、有遗憾、有从医的收获、也有对人生的些许感悟。

十年前，我还是个胸外科研究生，初次踏入临床，每天繁重的工作忙碌而又充实。接触一个又一个患者，书写一份又一份病例，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提高业务能力上，开始幻想有一天手术做的像我的导师一样好。直到一个周一的早晨，那天有很多新办理住院的患者，患者们殷切的目光让我内心有了一丝丝的优越感，“7号、7号、7号在不”，办公室里嘈杂的声音不得不让我提高了自己的音量。“在、在”。我十分麻利的询问病史，书写病志，开具化验单，指导患者到哪里去做检查。当办公室里归于平静。‘王姐’一个在胸外科干了20多年的高年资护士叫到我。“任大夫，以后喊患者别喊几号，要喊几床，只有监狱里才叫几号呢。”这是我第一次了解什么是医患间的相互尊重。我的那点优越感瞬间荡然无存，想嘚瑟，还差得远呢！

也就间隔了几天，我又在一件‘小’事上栽了跟头。患者杜大爷为人开朗，加之身体向来很棒，从来没把自己和患者联想到一起。而患者家属往往不会一开始就把患“癌”的真相告诉本人。我是一名肿瘤科医生，当然也会严守尊重家属意见。那天主任的表情有些严肃地叫我：“小任，来我办公室一下。”我当时就隐约觉得大概率不是什么好事，这种忐忑的感觉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楚。“3床患者知道自己是肺癌了，说是你说的，你有空多去看一下。”“怎么可能呢？我好像从没向患者说过啊？”“她女儿说了，申请的CT单子上有写明是肺癌，以的要注意用英文书写癌症的名称。” “老师，我这就去看看。”

走出办公室时已经时快要下班的时间了，我不安地想见到杜大爷该怎么解释才能平复他的心情。我看到坐在病床上的杜大爷已经没有了以往的开朗和健谈，只是礼貌与机械的与我交流。老人的眼神就像是刚刚我进老师办公室一样。二者区别在于我只是担心当下，而杜大爷却是在害怕没有未来。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帮助我面前的这个老人。“我们出去走走吧！”老人倒是欣然应允。“任医生，你说我这病还能治不？还有手术的可能吗？”我极尽可能说的详细以使他保留生活下去的希望。“我还能活多久？”我从文献指南讲到医学个例，从严谨的科学数据讲到我听到最长的病例存活时间。我俩靠在窗边，窗外金色的夕阳照在我们身上，感到暖暖的。我们从疾病起因一直聊到愈后。从后续复查聊到相互生活经历、爱好。我们畅所欲言，任谁都不想停止这场谈话。当窗外最后一抹余晖从我俩身上褪去。大爷大着声音说“任医生，感谢您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陪我说话。我现在好多了，刚才就像是有口气在胸口憋着，你也说了，我在这还要呆一年多。我字写得好，到时候一定送一副过来。”“好啊，等着你送我”。这是我第一次了解‘倾听’的力量，以往它被我忽视了，它好像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站在窗边的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值得被尊重，被付出的活生生的人。从前我都在想着如何治病，而竟然忘了后面还有两个字‘救人’。可我终究是没有等到大爷送我的那幅字，我真心希望，大爷他只是忘记了而已……

现在让我们把罗盘上的指针拨到我工作的第三年夏天，有一个关于坚持与放弃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姜丽，我都称呼她为老姐，一个50岁出头的患者，离异，身边有一个挺有教养的男孩。大概刚大学毕业的那种年纪。患者是从省级医院经120转诊送来的，一个很重的晚期患者，心包还插着引流管，很是虚弱。身边的孩子从他带回来厚而规整的病志材料可以看出是个很用心的家属。只是治疗时间长了，积蓄应该花了不少。患者出现大量的心包、胸腔积液，最后选择回到我这里。这种患者的治疗要求大多是简单的，对于预后已无更高的要求。

我一天几次去她的病房，一次是放积液，剩下的是接受老姐的询问。因为从看病就是在省里，这种患者多半对地方医院的医生是不太信任的，不过我来的勤了，她也就慢慢信任我了。“任大夫，你说我这水可怎么办啊，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老姐的孩子也在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捧着个手机来找我。“任哥，你看这个药能用不。”看着患者和家属焦虑的目光，我总是要多想想办法。再问问导师，多查查文献，看不同的药品说明书。好吧！我承认肺癌比我厉害，各种治疗基本上一点用都没有。从老姐已经发胀的眼角里我能读出她对活下去的渴望，那天我对老姐说“我知道还有一个新药，我们这没有，听一个患者家属说他在上海用的，我把说明书帮你要来了，就是贵点。”但老姐一听价钱，却没有同意，她说的倒直白“我知道我的时间不长了，我可是真的想看看孩子结婚啊，但我也不能把家里钱都给花光了，不行我就放弃吧！”一个做母亲的勇敢与果断让我震撼。第二天她就办理了出院，后来我也曾到过她家里给她放过2次胸水。再后来也没能挽留住她。

大概是2年后的春节，家里刚包完饺子我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任大夫，我是姜丽的儿子，您还记得我不？” “记得，记得，你有什么事吗？”“没事，其实老早就想去看看您，有几次出差路过您，很想当面表示感谢。不过您知道，一到你们医院我就想起我妈，我实在是不敢上去.. 有时候如果能绕路我都不会走医院门前那条路。”我听得出他在那边有些许的哽咽。“我理解，没事的，你现在怎么样了？”“我现在结婚了，工作也......”说到这他突然哭了起来，楼下已经燃起的鞭炮声也压不下他的哭声。我站在窗前默默的听着。这时有人点燃了焰火，五彩斑斓，腾空而起，像极了一张张笑脸。点燃了夜空，照亮了还未回家的孩子前行的路。

葱郁的小树枯了，有再青的时候，艳丽的花儿沉睡了，有再醒的时候，过冬的大雁飞走了，有再回的时候。可是，我们的生命如流水一般，一去不复返。转眼间在临床工作已接近十年，每每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都深有感触。时间，曾经有多少生命垂危的人想挽留住它，它却不为所动。同时在时间的长河里也逐渐打磨光了多少医者曾经的那份勇气与执着。但我相信总有人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曾经立下的誓言，从不曾放弃。让我们和患者一起肩并肩携手负重前行。我也相信，我们肩膀上担负的越是沉重，脚下留下的印记便越是深沉。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吗？是的，一定是这样，这是我们共同坚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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