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来一直到年后,一直没有打开过某购物软件,早晨想买点东西,发现首页全都是之前在医院陪护时买过或搜过的东西:乳腺压力绷带、防褥疮床垫、水胶体创可贴、弯头勺子……从上往下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突然意识到某种情绪的间离,某种对疾病的重温和巨大空虚,其间夹杂着对自己免受可怖刀刃折磨的微小庆幸。那三天的医院生活真实发生了却又好像没有,病患及生者回归往日的生活轨道了却也好像没有。 妈妈挑了年前单位放假医院又没放假的日子去做了乳腺结节摘除手术,这是她第三次动这个手术了,医生说这个算不上病,但在女性停经之前乳房里就是会长这样的东西,定期检查也无大碍。妈妈检查当天就住院了,着急忙慌地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早上就动手术了,嘱咐我整理行囊。我将之前准备的住院用品收进了行李箱,连带着不知所措的自己塞进了出租车。 妈妈的病房在五楼走廊的尽头,站在五层的窗前看外面白雪漫天翻飞。第一层感受是人的稳定,闪着光亮的所谓主体性使人之所以为人,便是有所站立有所相信有所执着。第二层感受是人与白雪并无分别,今日之人处在这样一个被隐形的气流抬起又抛下的慢动作浪潮中,可知可感未来危险重重,而我们既无法拒绝也无从加快这一切,更不可能从这慢镜头中脱身。本来人出生便被绑定了死亡的道路,而个体的生老病死远没有被黑暗无形的风裹挟可怕,眼见着向没有道路处行,向明显错误处行,向违背我所相信的一切的方向而行,如同杨树柳树的种子被风带入高楼、被风引向火焰。 第二天一早妈妈就被推进了手术室。她进去前一个女生刚推出来,小小的身躯在狭窄的移动病床上倒显得拥挤,妈妈扭过头凝望着她,她还迷糊着,对外界拥挤的陪护不予理会。妈妈被推进去后我就看不见她了,手术室里的门一道又一道,护士刷卡进门一次又一次,我只能在最外面那一扇大门看里面的门一道又一道关闭,那个时刻脑袋里闪回了好多煽情又肉麻的画面: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不知翻上月台没有;站在小路的这一端,不去追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背影;院子里垂落的夹竹桃也终于落下了最后一片花瓣。 恍然惊觉我们人文社科的学者一大半时间都在讨论“生老病死”的问题——桑塔格在自己年过七旬、骨髓移植失败濒死之时觉得腿搭在肩膀上这一点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写得好,但拒绝谈论“死”这个伊凡和她共同面临的核心问题。厄普代克在肺癌晚期感受到的是隐退与孤独,他对夫人谈到了伊凡之死以及他们二人所感到的相似的“脆弱的孤独”。琼·迪迪恩和医生保罗·卡拉尼什分别站在孤留于世的未亡人和大限临近的将亡人的视角想象伊凡的亲人与伊凡自己眼中的死亡。海德格尔的哲学大厦更是建立在“向死而生”之上。人们永远在写着“死”。用浪漫的笔法,用诗,用神话,用命理学,用赋予意义的自杀的行动……在铺满符号的纸面为死开出神的位置,请它坐下,然而它是不会莅位的,死亡永远是开放性的。没有人能把它据为己有,不论人用多么缜密的笔尖,不论你做什么。我们谈论了大量的生老病死却极少有切身的体验,“疾病”“死亡”就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挂在我们的头上,生命的时时刻刻都是在静候,静候终点“死”的到来。 妈妈的手术很顺利,不到四十分钟就推出来了,主刀医生甚至还把乳腺里的结节拿给我看,只是一小坨米白色的脂肪团啊,这样折磨我的母亲。 在病房里呆了一整日,人像从现代都市文明中出走,进入到一个面对着海量的疼痛苦难也能说出笑话、分享苹果的新家庭里,谁家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哪里的悲剧我们都承受。他们裸露的身体是同一具肉身,蜿蜒的尿管是同一根管道,便溺的臭气是同一团气体。我们对这里的涕涎屎尿脓血一视同仁。我们触摸别人的皮肤,我们打听别人的家务事,我们关怀别人的排便如同关心吃饭,我们看到别人的点滴没了立即起身换液,我们把掉落的氧气管塞回别人的鼻孔。我们和他人的边界已经消失,活人在死神面前抱成一团,遥望着黑漆漆的彼岸,在日复一日的叹息中靠着人与人的交错悄悄舒一口长气。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出院了,短短的三天彻底改变了我对时间的认知。人被框定在以生死为两端的时间坐标系里,对生命的感知不知不觉发生巨变甚至颠覆。过去的八千多天如一页薄纸一条丝线,轻巧而过几乎没来得及感受,过去过得这样快,似乎只是从白昼到黑夜将将度过一天,原来已然是22岁了。 新年快乐!22岁的我,45岁的母亲,祝愿我们身体健康,祝愿我们暂且忘却生老病死,祝愿我们活在幸福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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