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市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医生被病人家属砍伤，抢救无效离世，随后，杨文医生遇袭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看到这则视频的当晚，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科医生张卫兵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告诉妻子，「有人在追我。」

2018年12月14日，张卫兵被自己亲手救治的病人砍伤，在ICU中经历了124小时的昏迷，两次心脏停跳，整个治疗期间，输血30000cc，相当于全身的血液换了6遍，他也因此经历了格外漫长的、重建身心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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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推进ICU之前，在失血性休克发生前的最后一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张卫兵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赶紧插管，我快死了。」

那是2018年12月14日，张卫兵例行出泌尿外科专家门诊——这是中南医院的优势学科，7年前被评为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而张卫兵是该科室的主任医师，从医经验超过20年。

当天上午十点左右，患者曾红平走进张卫兵的诊室，这是一位复诊患者，51岁，患有晚期前列腺癌，此前的治疗中，张卫兵是他的管床医生。手术，曾红平接受了化疗和内分泌治疗，整个诊治过程中，他并未对手术和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提出过异议。

诊室中，张卫兵给来复查的曾红平开了一些检查，后者随即离开。再次回到诊室时，曾红平的手中除了几张检查结果单，还有一把藏在身后的长刀。张卫兵接过检查单在电脑上登记资料的时候，曾红平在身后挥刀砍向了他的后脑。

张卫兵试图用手去抓住那把挥向自己的刀，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奏效。喊叫和呼救声传出诊室，其他人赶来的时候，张卫兵已经被砍倒，头部、脖子、胸部、腹部都被砍伤，右手肌腱被砍断，手指骨折……

ICU里，抢救从当天上午进行到第二天凌晨3点。医生缝合了张卫兵脖子上20多厘米长的伤口，给后脑进行清创缝合。最长的刀口在腹部，肠道破裂、大血管断裂，因为失血过多，肠道损伤严重，医生们最终决定，截掉他2/3的小肠，「只想着先保命。」张卫兵同科室的主任刘同族说。

中南医院的各科室专家迅速成立了救治小组，还邀请了全国各领域顶尖的专家团队会诊。但在抢救期间，张卫兵的心跳还是停了两次，不得不使用人工心肺仪（ECMO）搭建体外循环——这通常被认为是挽救重症患者最高级别的救治手段，患者也要忍受感染的风险和极大的痛苦。

ICU外，张卫兵的妻子王芳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你甚至怕自己去上个厕所，一出ICU，他就不在了。」她也在中南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她会根据从ICU走出来的同事的表情来判断丈夫的状况，「看上去非常糟糕」。

这也是中南医院外科大夫们经历过的最难熬的一次手术，整个医院都弥漫着低落的情绪，有人忍不住问，「为什么平时大家拼尽全力救治的患者，会拿着一把马刀，像宰羊一样宰割我们？」

行凶者曾红平永远带走了这个答案。砍伤张卫兵后，他慌不择路地爬出四楼窗台，坠楼而亡。殡仪馆中，他的骨灰多日无人认领，警方后来调查发现，他的银行卡已没有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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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再次回忆起那段守在ICU的日子，王芳告诉《人物》记者，「根本顾不上谴责凶手或者怎么样，你所担心的只是你身边所关心的这个人。」她祈祷张卫兵能快点醒，能给她机会去照顾他。

昏迷了整整六天后，张卫兵醒了。醒来的那一刻，他以为这是事发第二天的清晨，而自己只是睡了一觉，并不知道在这124个小时期间，自己经历了两次大手术，心脏停跳两次，输血量高达10000cc，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两遍。

王芳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她发现，醒了之后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

张卫兵身上插了五六根引流管，用来引流胃液、尿液、自受损内脏的积液，脑水肿还没有完全消退，肺部也面临着感染的风险。好容易肺部过了感染关，伤口又渗血了……那段时间，他只能以一种姿势躺在病床上，王芳想给他翻个身，但哪怕只挪动一点点，都极其痛苦。

即便如此，最初，张卫兵对自己的状况是乐观的，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知道普通的刀伤只要几个月就能结痂恢复。医护团队也决定一点一点地告诉他伤情和预后，发现了什么，再告诉什么。大部分的伤情，他都顺利接受了，但挂在肚子上的造口袋和无法自如活动的手，还是让他「消化」了很长时间。

当初抢救时，同事们曾试着替张卫兵保留更多肠道，想尽可能保证他日后的生活质量。但由于他腹部的伤口过大，出血点太多了，血压无法维持，整个人都在水肿，肚皮缝不上。最终，同事们只能截掉了他2/3的小肠，在肚子上做了一个造口，挂上一个袋子，以便接住排泄物——而这已是多方专家会诊后的最优方案。

每天，从造口排出的液体超过3000ml，造口袋需要一日一换。而肠道的蠕动是随机的，无法预测，如果更换过程中遇到蠕动，消化液会一下子喷出来，这是一种腐蚀性很强的液体，稍不注意，就会腐蚀周围的皮肤。对于王芳来说，这像是一场战役，因为，如果更换失败，或者弄脏了床单，张卫兵的情绪就会变差，「你能看出来，他会非常沮丧。」

他还能看得到自己受伤的手，同事刘同族明显感觉到，当得知自己的手部伤势时，张卫兵的情绪激动了。

对于一名外科医生来说，一双活动自如的手到底有多重要？曾有一个在医院流传甚广的段子或许可以作答——在医院，你可以通过按电梯按钮来确认一名医生是不是外科医生，因为，其他科室的医生都是用手按的，而外科医生，宁愿用头去按也不愿用手。

遇袭当天，张卫兵曾用手去抓过那把刀，这导致他的右手食指骨折、肌腱撕裂，3cm钢针露在手外，支楞着，左手也留下了刀口，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端起一杯水。最初，治疗组对他的手部状况并不乐观，他们不确定，这位战友是否还能重新拿起手术刀。张卫兵很心急，受伤之前，他带领的小组每个月都会进行六七十台手术，在科室接诊的手术量总是排名靠前。

医院请来了心理专家，但最终的面对和接受，还是得靠自己。王芳也会重复几句话安慰他，「多幸运啊，你已经活下来了。」「那个人已经失去生命了，还能要求他什么呢？」张卫兵说，他看着自己浑身的疤痕，只能自我调节，「无奈地接受」。

2019年的春节，除夕夜，张卫兵第一次走出他住了两个多月的ICU病房，去结直肠科会议室吃年夜饭。五六个人搀着他，架上轮椅，王芳推他过去。那条路只有五六十米，张卫兵觉得走了很久。路过一间间他再熟悉不过的病房，但这也是两个月以来除了天花板和窗帘之外，他看到的为数不多的风景。

会议室里，家人都在，妈妈和妹妹做了他爱吃的肉丝面和饺子，根本吃不下，只扒拉了三五口面。当下，他甚至有点沮丧，生气自己怎么不能再多吃一点。但那顿饭之后，王芳明显感觉到，张卫兵的情绪积极了很多。后来，他对她说，那顿饭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希望，「我还能站起来，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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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伤在一点一点地恢复，但心里的阴影，却长久地存在着。

刚刚醒来的那段时间，张卫兵常常不敢闭眼，因为「一闭眼睛，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即便睡着了，睡着睡着，他还会惊醒，看着重症监护室米白色的窗帘说，有人。

噩梦就这样缠绕着他。

王芳试着给他积极的心理暗示。一旦他睡着后呼吸变得急促，她就会赶紧把他叫醒。有时候他会问，「我怎么了？」她就说，「没事，你睡得很好。」

她能察觉他对外界信息的抗拒。他不看手机，像是想把自己隔开。没有人问他那一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好哥们儿来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会对他们讲，声音又轻又哑，「我这次真是九死一生。」

也有想不通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张卫兵会替自己不值，「我可以不从事这个职业，至少命还在啊。」

医生这个职业曾经带给他成就感和尊严感。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有慢性肾病，常年需要看医生。那时候妈妈觉得，「什么年代都需要医生。」因此，想让他学医，做医生。

学医很苦，人的全身构造被按照解剖学一一拆分，努力背过，再联系起来，当作一个整体研究。这不是高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加深或者拓宽，一切都要从头来，还不能有错。医学服务的对象是人，因此，医学生对自己的要求需要是「百分之百」，毕竟，考题的后面，都是患者的生命。

张卫兵读书特别努力，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南医院。工作期间，又在职读了硕士和博士。那时，他在急诊和其他科室轮转了半年，又做了一整年住院医师。手术从上午忙到凌晨，一天四五台是常事，有的大手术，一台要四五个小时。下了手术，凌晨两三点钟，回家倒头就睡，七点照常起床查房。仗着年轻身体好，泡面和盒饭打发一日三餐，然后抽空回家抓紧念书。

好容易拿到了学位，经验也越攒越多，做了主治医师，又有了科研压力。要看门诊，要做手术，还要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去晋升更高的职称。

但好在张卫兵是个开朗的人，这些压力大多都能自己化解。

在科室，他常常会做那个活跃气氛的人，遇到忧心忡忡的病人，还会说几句俏皮话儿。他不喜欢直呼患者的大名，年轻一点的，他喊「小伙子」；稍微年长一些的，他喊「小兄弟」，他为没钱继续就诊的病人垫过医药费，也在深夜赶到医院处理年轻医生解决不了的急症，即便那天不是他当班。从医近30年，他治愈过的患者不计其数，在某医疗服务平台上，有人称呼他「恩公」。

受伤后，张卫兵的心也是被患者一点点捂热的。在他没有醒来的那些天，很多人买了花到重症监护室门口去探望他。大家没法看到他，就把祝福写在千纸鹤里，一人一只攒了足足几百只。他诊治过的病人在网上看到他受伤的新闻，到处打听他的联系方式，加了他的微信给他打气，「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像您一样，把病人当兄弟。」

他有位81岁的老患者，一直拿他当儿子。在他养病的日子里，自己熬了鸡汤给他送到病房里。还有一位十几年前患了肾癌的老人，和老伴都是下岗工人，听说他受伤了，从住在青山的家里出发，辗转好几趟车，拎着水果和牛奶来看他。

「那只是个意外。」他一遍遍跟自己说，大多数患者还是好的，他们还需要他。

照顾张卫兵的日子，王芳没睡过一个整觉。晚上每两个小时，她要给他翻一次身、喂几口水。他可以自己走路了，但肚子上的伤口是一个T形，最长的一道有29厘米，横贯腹部，还有粘连，哪边使劲儿都会疼。即便是坐起身来这个动作，他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拉一把。

有时候，王芳会觉得遥遥无期，看不到希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辈子，要为别人的一个念头付出一辈子的代价，付出一辈子的牺牲。」但这一年多患者家属经历，也让她更理解了身为患者的不容易，她说，日后回到医院工作，她还会对患者更好一些，「为了让他们安心，也为了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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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6日，张卫兵做了造口还纳手术，术后，造口袋被摘掉了。但由于张卫兵的小肠已经不足一米，仅靠自主吸收的营养，没法满足日常所需，除了一日三餐，王芳还要为他冲肠内营养剂——这次手术前，王芳的作战对象是造口袋，而术后，则变成了一日N餐。

王芳在手机里下载了一堆美食APP，每天换着花样做新菜。但不论做了什么，别人觉得多好吃，张卫兵只是吃一点，就又吃不下了，以前，他是三分钟就能扒完一个盒饭的人，吃什么都不挑。

受伤前，身高1米78的张卫兵体重160斤，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25斤，和他刚刚考入大学时的体重差不多。那时，他总吃不饱饭，营养不良。

2019年9月30日，在医院住了十个多月后，张卫兵终于出院回家了。

但每半个月一次的复查、检查单上的指标还随时牵动着王芳的神经。「蛋白低了，那就开始补蛋白，等蛋白补好了，下一次复查，钾又低了，下一次钾不低，蛋白不低，他怎么又身上疼了呢，然后又去查，是骨质疏松，等把骨质疏松治到不疼了，又感冒了，发烧了……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再跟他查血，又会出现什么问题。」

被重伤摧毁的免疫系统仍在缓慢地重建。一个月前，一位关心张卫兵的病人到家里看他，王芳不在家，他也没注意，穿得少了一些，又坐得久了一些，晚上就发烧到39.5度，这是受伤之前他从来没有过的体温，「到三十七八度已经不得了了。」

刚受伤时，张卫兵同事接受采访时曾说，希望他伤好后去好好玩一玩，不要再回到让自己伤心的地方。但张卫兵发现，最终能让自己短暂地摆脱病痛的，还是工作。

还没出院时，有一天，他下意识地打开了一个在线看诊的APP，登陆自己的账号，回答患者的留言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他依然觉得那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出院回家一个多月后，张卫兵评估了身体状况之后，决定回医院上班。王芳仍然在家休息，准备三餐，照顾他的起居。上班的第一天，他买了水果和饮料，用小推车推进医生办公室，请所有同事吃。又在工作群发了两个红包，一个写着，「感恩有你们」。另一个写着，「有你们真好」。

他右手食指上，还有细长的疤痕，很僵硬，至今不能算是恢复完全，但已经可以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手术。

2019年12月12日，张卫兵站上了阔别一年的手术台。走进手术室之前，大家站在走廊两边，每个人手里都拿了一瓶他喜欢喝的可乐。那是一台膀胱肿瘤的切除术，是病人亲自拜托他主刀的，因为，他信任他。

那天，张卫兵比以往更加集中注意力，保证每一步的准确。手术是电切镜完成的，严格来说，那不是真正的手术刀。他用了30分钟，很顺畅，和以往的速度差不多。他感觉右手还是有点麻木，和以前自如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但他觉得，自己从心理上已经准备好了再次拿起手术刀。

尽管体力还没法支撑张卫兵完成更大的手术，但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事们的预期。为了纪念他回归后的第一台手术，同事们还拍了一段小视频，题目叫做：「363天后，这个男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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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北京市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杨文医生被病人家属砍伤，抢救无效离世，随后，杨文医生遇袭的视频在互联网上传播。

张卫兵看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是，不敢点开。他把手机递给妻子，王芳看了，看完后感觉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下子被带回了一年前。当天晚上，王芳一夜没敢合眼，她担心张卫兵晚上再做噩梦。灯关着，她留意着张卫兵的状态。他果然惊醒了，告诉妻子，「有人在追我。」

此前，医院自己的心理医生来看过他，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不像是一次问诊和评估，更像是同事之间闲话家常。张卫兵那天的精神状态不错，心理医生也觉得他恢复得不错。

但事实上，他仍然是个康复中的病人，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由于还在恢复期，张卫兵暂时只在病房查房接诊，每天上午在办公室里解决别人的疑难杂症，但这已经足以耗尽他的体力，每天下班回到家，王芳形容他，「所有的能量都用光了，只有嘴巴能动。

他还是会刻意地避开一些地方。

回到医院上班的近两个月时间里，张卫兵去过很多次门诊楼，但每一次都避开泌尿外科诊室所在的四楼。需要取钱的时候，他也不再去门诊楼外右侧的工商银行——那里成了他和王芳默认的禁忌之地。从前每次回家，他们会从医院正门进院，右转就可以直接开进家属楼，可现在他不让王芳右转，因为，那是凶手曾红平坠楼的地方。

张卫兵承认，自己开始变得有「戒心」，「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好人，但只要有一两个危险分子，风险就会变成100%。」

他的办公室门口曾经贴满了患者留下的彩色留言纸条。他回来之后，纸条拿掉了，墙上还留着一个心形的印子。但在他办公桌旁边的窗台上，摆着一瓶防狼喷雾，一根警用折叠棍。两样东西都是朋友送的，之前他就有，但从不随身携带。不方便，他也觉得不一定用得上。回来上班后，这两样防身器摆在他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

他对所有突然闯入还是有戒备的状态。他的房间里人来人往，如果有来问路的陌生病人推门而入，坐在椅子里的张卫兵会挺直腰背，问，「你找谁？」有人站在背后也会让他紧张。有次他在低头写东西，王芳从身后走过去，张卫兵突然一下子抬起头，「心里一下子惊一下。」

这一年中，凶手曾红平的家人从没出现过，张卫兵没有获得任何来自行凶者亲属的道歉和赔偿。他并非全然心无芥蒂，但他更希望自己受到的伤害能够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改变。醒来之后，他曾数次想过，病人进医院之前，如果能过一道安检呢？

2020年1月，张卫兵愿望有了回响。广西省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发出通知，创建「平安医院」，要求市属各三甲医院尽快安装安检门，配齐探测仪。在这则新闻的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道：「保护医生的安全是好事，但如果现在去医院都要安检了，这实在令人难过。」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下属公众号「RUC新闻坊」统计, 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媒体共报道过295起伤医事件，其中，362 名医护人员受伤。2001年以来，至少有50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

越来越多的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怀疑、甚至畏惧。

「我们还学这些干什么啊？」武汉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的教室就在张卫兵遇刺的门诊楼后面，出事之后，很多学生变得非常灰心。和他们一样，中南医院的一些医生也觉得不值得。这次杨文医生遇害后，中南医院的医生下了班忍不住打电话给朋友抱怨，「如果做医生要丢命，那干脆转行算了，不如就去开个民宿。」

张卫兵没有想过不做医生，但他也明白，作为医生，自己能做到的非常有限。

「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张卫兵希望更过的患者能够明白，医生和医学并非万能，即便面对有治疗方案的疾病，不同的个体差异也会令治疗呈现不同的结果。只是，生命教育的缺乏令无数中国人仍然无法接受「偶尔治愈」。

以及，如何让患者避免人财两空？如果一定要说受伤后的张卫兵对待患者有什么不同，现在，他会把患者的经济状况认真纳入考虑，「那些家庭条件很困难，手术效果又可能会不好的，我会建议他慎重接受治疗。」

如今，每天下午，张卫兵都会按时去做复健。康复医生会握住他的右手，前后活动，舒展关节，希望让僵硬的疤痕变得柔软。有时，他右手手腕上的红绳会露出来，那是王芳在他出院后买来的，「求个平安。」她自己也带着一根一模一样的。

这对夫妻已经无力再承受任何风险。看过杨文医生遇袭的视频后的那一刻，王芳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她的第一反应甚至是「恨不得要感谢凶手」，感谢他没有把张卫兵伤得那么重。当晚，凌晨四点，她写了长长的一条朋友圈，最后，她写道：「希望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医生和病人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张卫兵说，「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疾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穿着一件高领衬衫，高高的衣领后面藏着的，是他脖子上那道长达20公分的伤疤。

（本文转自人物，图文 韩逸，特此致谢。应采访对象要求，王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