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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胡德荣:重温医学大咖的谆谆教诲

时间:2019-12-16  来源:健康报社  作者:胡德荣

《健康报》社融媒体新闻中心资深编辑陈晓曼老师日前给我发来微信说:“粗粗翻看《枝叶情愫——胡德荣医学科技新闻作品选》目录,只看题目便觉得生动有趣。您写医学科技新闻写得好是出了名的,没想到还写了那么多很棒的人物报道。”

近日,我为宣传干部授课,主办方——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宣传处、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有关领导在介绍我的《枝叶情愫》新书时说:“人物通讯是该书的三大亮点之一,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强,特别是其中20篇整版‘大人物’通讯,可供年轻医生、在校医学生加强医德医风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辅导读物。”

翻开《枝叶情愫》,20篇在《健康报》发表的整版“大人物”PDF版面尤为醒目、夺人眼球,字里行间用故事、细节报道了11位两院院士、1位国医大师、8位著名教授可亲、可感、可爱、可敬的生动事迹。

年轻的临床医生和在校的医学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重温这20位医学大咖的谆谆教诲。

“医学科学无捷径可走,从事科研要耐得住寂寞”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学家王振义教授一次在回答“当前青年医生和医学生最要克服的弊病是什么”时说:“讲得现实一些,目前的环境诱惑多于纯净,社会的浮躁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了部分青年医生和医学生。我们常说,医学科学无捷径可走,从事科研要耐得住寂寞。唯有静下心来刻苦钻研、不断学习,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当年我的学生,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赛娟,以及‘973’首席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陈国强等人,都是在寂寞中取得辉煌成绩的。我期盼着,青年医生和医学生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人士。”

“历史有时真的有很多巧合,而且往往还表现得天衣无缝。”中科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教授说,1978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正好三十而立;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进入了“耳顺之年”。每逢一个10年,都在人生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有新的业绩。赵国屏说:“机遇是重要的,在人生道路上也始终有大大小小的机遇。但是,要有敏锐的眼力和冷静而勇于牺牲的精神去抓住机遇。”赵国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丈量自己从没设计过的精彩人生,给我们特别是热衷于“设计人生”的年轻人以深思和启迪。

“假如我是他”的换位思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曾溢滔教授挑战自我的独特思维艺术,他把这种思维换位艺术也用在了自己的学习上。

曾溢滔教授说:“我读文章,尤其是学术论文,从不盲目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不轻易接受作者的结论,而是边读边想:假如我是这位作者,我会怎样想,如何写,做出什么结论。对于医学学术论文,在其中的‘讨论’部分,我往往不会去看,而是更深入地思考。”

从事科学研究怎么能快乐得起来?中科院院士、上海交大Bio-X研究院院长贺林教授说:“我所有的突破与进展,都是在‘快乐科学’的理念上完成的。但科学表现出来的工作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不少人会被吓跑。然而,当跨越了从事科学的艰难和痛苦之后,你会发现,科学充满了遐想,自身有一种内在美的韵律;当全身心投入其中,个人的工作与科学的节拍实现同步时,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

贺林还说:“我深深热爱着科学,并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既然要做,为什么不做得最好?”他还说,自己的个性里有一种“决不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的特点,长此以往,逐渐形成了在思考科学问题时的严密与严谨,以及善于抓住新问题的思维方法。

癌症只是慢性病,这一癌症防治新思维得到了癌症患者的共鸣。一位从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癌症患友告诉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临床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我坚信这一观点的正确,故接受后便不再鲁莽地拼个鱼死网破,而是理性地、悠着点地对待原本自己所患的较难控制的癌症,现癌胚抗原指标已下降,肿块有缩小,生存质量大大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不再每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在恐惧之中,而是学会了优哉乐哉地享受生活,享受当下。”

还有一位患了肺癌的资深主任医师写信给何裕民,也表示,自己正是因为理解了“癌症只是慢性病”,所以这些天来“坦荡多了,不再魂不守舍、每日半夜惊恐而醒,能从容与同事们讨论自己的病情了,也增强了信心……”

《上海大众卫生报》在第一版有个名牌栏目“健康三人坛”,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曾任上海市健康教育所所长、《上海大众卫生报》社社长胡锦华是作者之一。他说:“一张报纸总要发出点声音,那是报纸的‘旗帜’。‘健康三人坛’尽管篇幅不大,三五百字,但有一定的健康教育思想,犹如下个不停的毛毛雨,在潜移默化中让大众感悟健康。其实,健康不仅是知识的获得,更是一种体会、一种感悟。有了这样的感悟,才能形成真正的健康理念,才能促使人们在拥有健康的时候去维护健康,失去健康的时候去追求健康。健康教育一刻也不能停,健康教育的‘毛毛雨’要不停地下。”

“我从不讳言自己的‘最爱’是学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说:“我从不讳言自己的‘最爱’是学生,所做一切就为练就他们‘上得了课堂,下得了病房;背得了考点,写得了标书;做得了实验,发得了论文的深厚功底。”回味自己的青年时代,陈国强说:“王振义、陈竺、陈赛娟院士等对医学科学研究‘耐得住寂寞’、‘板凳坐冷’的韧劲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推动我自觉奋进。”

在每年的本科生、研究生开学典礼、特别是毕业典礼上,性情中人的陈国强总是认认真真地准备与学生挥别的心语。他说:“我心目当中的大学,要有一批优秀的、具有创新潜力的学生,和一批卓越的、具有创新能力甚至能够不断超越自己的老师,紧密地在一起,不断激励,互相激励,互相超越。”

对于“什么是一所大学最宝贵的财富?”担任了10年校长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顾问王一飞教授说,“根据一般的评价标准,一所一流的大学应该包括以下主要标志:绮丽的校园,壮观的建筑,汗牛充栋的藏书,设备精良的仪器,蜚声中外的大师,声名卓著的学科,举世瞩目的成果,高瞻远瞩的视野,新颖独特的理念,精辟深邃的精神。但我认为贯穿以上标准的共同基石是学生。换句话说,一所大学最宝贵、最重要的财富是学生。”

王一飞还认为:“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走向社会,永远在流动。相比之下老师则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看着谷场上麦子种了一茬,长了一茬,熟了一茬,收割后再种一茬,周而复始。一所大学的名片是学生,学生质量的优劣代表了大学的教育水平。”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陈义汉教授分管同济大学医科和生命学科的工作,被师生们誉为“一个谦逊真诚的学者,一个温暖可亲的医生”。他说:“创造精神是大学的根本生命力。培养具备创造力的人才应该是大学的重要目标。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者和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不但要点燃和传承学术薪火,还要传承文明的精华,传承历史与良知。胸有丘壑,方成大器。”

“‘德’指的不仅是职业道德,更多的是为人的德行”

“颜老,您的名字‘德馨’很好听,也有很好的寓意,是您父亲给您起的吧!”面对记者的提问,国医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济大学中医研究所所长颜德馨教授回答:“是的。按家谱,我是裕字辈,叫‘裕怀’。16岁那年父亲送我去念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遂改名叫‘德馨’。过去讲学医,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父亲说:做医生首先要讲究一个‘德’字。德技双馨,是我一生所追求的。”

我国小儿心血管外科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原院长丁文祥教授每天都会出现在病房里。他说:“看看患儿,听听哭声。我爱这所医院,更爱这些患先心病的孩子。患儿父母把孩子交给了你,你就是他们的爹妈!我们医生如能这样想,能不爱这些可爱的孩子吗?当孩子最终健康出院,我比他们父母还要高兴呢!”

丁文祥的人生格言是:“对病人如亲人,对同事如家人,对事业有雄心,对国家有爱心。”“这里的‘病人’、‘同事’很重要,就该如同‘亲人’、‘家人’。‘雄心’刚毅,‘爱心’温柔,这两心弥足珍贵。”

丁文祥的“工匠精神”在医务界颇具名声。他说:“只有一个‘有德’的医生才具备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这种‘德’指的不仅是职业道德,更多的是为人的德行。”他还说:“我不忘初心,老骥伏枥,永远和先心病患儿在一起就很温暖。”

“早发现一例癌,挽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兆申教授的这句话已经成为我国内镜医师的行为准则和座右铭。他经常教诲学生,作为一名医师,必须要敬业,而所谓敬业,正如繁体字的“業”,是把事业捧在头顶。即使在一些已经领先的领域,也要始终保持“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断开拓进取。因为,学术是永无止境的!

李兆申说:“我的座右铭7个字‘做人、做事、做学问’。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要做好却不容易。在探索医学科学的生涯中,我要求自己认真践行,也要求学生努力执行。如果做人都不会做,你还会做事吗?如果做事都做不了,你还能做学问吗?如果做人、做事都做不好,做学问一定很糟糕,做医学科学研究就更危险。”

中科院院士、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教授说:“一个妇产科医生,仅仅满怀爱心、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思维敏捷以及反应干脆、出手果断。因为妇产科特别是产科,危险和化解危险,几乎都是转瞬间的事。”  

黄荷凤经常说:“我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与学生们是分不开的。导师与学生绝对不是单向的传道解惑,而是双向学习,互相促进。年轻的学生尽管在经验和知识容量上有所不足,但其活跃的思维、乍现的灵光,往往会给导师带来不同寻常的灵感,甚至是启迪导师。” 

“人类的生殖是一门医学艺术,探索一条守护新生命健康的道路,我永远在路上。为人民服务,为病家服务,我永远不会忘记。”黄荷凤坚定地说。 

中科院院士、民盟中央常委、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研究员说:“我们制药人的使命是:‘做中国老百姓吃得起的好药’,既要‘吃得起’,又要‘好’。”他还说:“我们制药人尤其要遵循‘科学诚信’,没有科学诚信,临床前和临床数据不真实,做出的是假药,会贻害百姓,最终自己身败名裂。”

蒋华良还说:“‘帮人帮自己,害人就害自己’,‘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嵇汝运院士、陈凯先院士以身作则并一直教导我的。他们身上的许多高尚品德和精神,我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和体会。”

朱瑞森回忆起自己终身难忘的一个有关“中国核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核医学科老主任马寄晓教授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上海六院核医学科和上海市有机化学研究所一起进行113mIn-EDTMP和113mIn-DTPMP骨显像剂(用于诊断骨肿瘤)课题的研究。EDTMP和DTPMP药物合成后,经动物毒性试验证明安全,“马寄晓主任在这新药用于病人前,抢先在自己身上注射EDTMP 6 毫居里(放射性剂量单位),我第二个注射。”让朱瑞森更为感动的是,“到了年底,我被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其中一个事迹是以身试药的经历。马主任是第一个以身试药的,但他把科里唯一的先进名额让给了我。他这种把风险留给自己、把荣誉让给别人的无畏无私精神深深教育了我。” 

“假如您是我的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

有一位8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从外地慕名找到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葛医生,请你给我做介入手术吧。”葛均波详细了解老太太的病史后说:“在您血管里放个支架,对我来说只是15分钟的事。但以您现在的情况,没必要做这个手术。”患者不解:“我们当地的医生说我的病很严重,不放置支架不行。”

“您的心脏病属于稳定性病变,只要不干重体力活,不赶公交车,不会出问题。以您现在的年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而放置支架后需要长期服用抗血小板凝结的药物,有脑出血的风险。所以,放支架的弊大于利。”葛均波耐心解释道。

“假如您是我的母亲,我一定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葛均波这句“假如”的话,终于说动了患者和家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鸿利教授有一次突发心肌梗死,在住进内科监护室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一位由他诊治的患者。这位患者因病情复杂辗转求医无果后,慕名就诊于王鸿利,可恰逢他生病住院了,患者和家属十分着急。躺在病床上的王鸿利得知后,主动查找出联系方法让家人打电话找到病人,并介绍另一位专家给患者治病。住院期间,王鸿利还是心系病人,常常躺在病床上与同事分析、探讨疑难病人的病情,了解病人最新的情况。

王鸿利学生时代就被评为“上海市学习雷锋积极分子”。他说:“雷锋精神学无止境。在医患矛盾突出的当下,医生依然有学习雷锋精神的必要。我的体会还是一句老话:‘医生学雷锋精神,不仅要学会精湛的医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为病人服务的本领,对病人要有深情厚谊,把方便让给病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做一名深受病人欢迎的好医生。’”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临床中心首席专家廖美琳教授在很多场合都说:“作为学科带头人,要有自己的接班人,形成一支老、中、青的梯队,才能让前辈医生们的所学所得经久不息地流传下去。一个人冒尖没有用,关键是看有无培养好接班人。只有把接班人培养好了,后继有人了,才算真正的成功。”

廖美琳教授说:“到我这儿来看病的,大多是疑难患者或初诊患者,而且大多数患者的片子都有十几张,我必须定定心心地看。”在她看来,提供的舒适的诊疗环境和融洽的医患氛围,才是真正的医疗服务,因为这样为患者看病,可以“用用心心、笃笃定定看病,享受着做医生的一种尊严,并且有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深入交流、详细解释”。

“我们村里一共有5个人和我一样得了乳腺癌,几年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活着,因为只有我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身教授沈镇宙医师看的病做的手术。如今,每年的复诊,哪怕是检查,我也一定要来上海肿瘤医院做。”这是沈镇宙做随访时一位农村妇女对他说的话,令一群乳腺肿瘤患者震惊并羡慕。

面对人们称他为“神手”,沈镇宙听后总是淡淡一笑:“‘神手’二字,真的不敢当,我只不过多了一些经验而已。当然,光靠用手摸也不可能查出所有的乳腺癌,只有把手上的功夫与其他仪器设备检查结合起来,才能作出最准确的判断。”

“医生面对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机器。道德或许可以弥补技术的缺陷,而技术却无法弥补道德的缺陷。医德则是医术的温度。”学识渊博、温和儒雅的沈镇宙教授,说话总是淡淡的,却富有哲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科张志愿教授组成的6人手术团队,历时23个小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手术。张志愿回忆说:“手术中,我和我的团队医生先将病人口底原发病灶及被肿瘤破坏已完全溃烂的舌头、下颌骨、咽喉和颈动脉成功切除,食道后壁仅保留了三分之一左右。接着又采用病人的胸大肌、背阔肌修复了患者的舌头、口底和食道,还取了病人小腿的腓骨做了下颌骨。就这样,再造了病人被破坏了的面部和口底结构。”

张志愿说:“这个临床成果给了我们许多启迪,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做医生的要理解病人,医生眼中不但要有病人的病灶,更要理解病人的需求。我们要感谢病人的信任,没有病人,哪里还能体现出我们做医生的水准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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