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2019年中国医师节先进典型报告会”。报告会上，中科院院士、白求恩奖章获得者、2019年“最美医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葛均波作了题为《努力攻克医学难题 勇攀医学科技创新高峰》的报告: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共和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在时代变革中成长。1990年，我被国家教委和上海医科大学派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一边是优渥的工作生活条件，学习、研究、手术、发论文，被聘任为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一边却是激动人心，国内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消息捷报频传。面对国家卫生健康事业的召唤，我谢绝了导师的盛情挽留，义无反顾回国。

1999年，我回到了母校上海中山医院。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势如破竹的崛起，经费和政策上大力支持，在国内一大批心血管病医生的努力下，中国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事业飞速发展，介入手术治疗量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介入治疗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的重要常规治疗手段。

更多的病人得到了治疗，但是，治疗费用也成为国家和病人家庭沉重的负担。我们的病人有很多来自农村，他们一层一层地解开衣服，从最贴身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一摞钱付费，里面的每一张都带着体温。我们明白，必须把每一分钱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当时广泛应用的是非降解材料涂层支架，植入后，涂层老化、慢性炎症，导致晚期血栓形成，造成心肌梗死。如何攻克这个难题？

那是激动人心的奋斗岁月，我们全身心扑在找材料、搞药物涂层技术上。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试验，已经记不起经历了多少次挫折和失败。最终研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可降解涂层药物支架，并在临床上普及使用，大大减少了支架血栓的发生率，还将价格从4万降低到1万多元，每年为患者和国家省下数十亿元医疗费用。又经过8年试验，于2013年我们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例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植入体内2-3年可完全降解吸收。

冠心病介入治疗水平的提高是多方位的，需要器械的创新，也需要技术的革新。

说到此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定格在2005年10月20日，中山医院心导管室，我头戴耳麦、背挂遥感，正在为一位左主干完全闭塞的患者进行介入治疗。手术以卫星传输方式，向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全球最大的经导管心血管介入治疗会议主会场直播，该病患为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挑战。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介入治疗在世界上被称为“未被攻克的最后堡垒”。

我几次尝试使用引导钢丝前向通过左主干闭塞段，但都没能成功，助手们也开始焦躁起来。一位技术员说：“大路不通，旁边的小路可以通吗？”于是我将一根导丝反向送入，我们首创了“逆向对吻钢丝技术”。手术成功了，随着导丝缓慢穿过病变，血管开通，大洋彼岸主会场主持人传来赞叹声：“Are you crazy？”当他们明白我们的手术意图后又说，“Amazing！”“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做法！”会场响起一片掌声。由于和美国会场时差是12小时，我们手术转播后已是深夜。那晚，我们团队兴奋得难以入眠。

依托于这些技术我们又先后完成了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首例深低温冷冻消融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术治疗难治性高血压、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首例经皮二尖瓣修复术和首例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第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从跟跑、到并跑，今天，已经成功实现了部分重要领域的领跑。

我还记得曾在德国时救治过一位患者，手术那天他见到我，忍不住问：“您是中国人呀，黑头发，黄皮肤。” 我对他说：“我就是中国人！”是的，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深深自豪。如果没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我们不可能走向世界，我也不可能成就我儿时的梦想。我要感谢祖国给予我们学习发展的机会，让我们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来，并在此基础上创新超越，造福更多患者。